学者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称发展陷阱或在但与收入水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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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海鹏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早些时候表示，“中国在未来几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为50%。”这句话一出来，就激起了一千次波澜。

空航空航天大学的任若恩教授对此概念表示怀疑。“中等收入陷阱源于世界银行的专家报告，中国非常重视这一概念”。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就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陷入经济停滞状态。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不高不低”的状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48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属于中上收入经济体。

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新书《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经济》的新闻发布会上，任若恩解释了他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首先，这一概念是基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充分描述整个社会的特点；第二，如果这是一个陷阱，也有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第三，每个国家的经济停滞是由不同的情况造成的，因此不可能总结出共性。例如，在“失去的二十年”中，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非洲国家长期处于低收入陷阱，这表明陷阱问题出现在某个国家的某个阶段，并可能出现在任何情况下，不一定是中等收入。

此外，根据任若恩在世界银行统计部门的工作经验，世界银行对各种概念的分类标准可能不科学，如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完整性、收入分配等。以及社会发展指标，包括医疗保健和教育。

还有其他人和任若恩一样。早些时候，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烛天在媒体上写道，尽管这种说法在中国很流行，但在严谨而匿名的学术文献中几乎没有影响力。原因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并不存在，它在中国的流行只是“危言耸听”。

朱说"发展陷阱"可能存在，但与收入水平无关。“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尤其不适合中国这个地域差异巨大的大国。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所有大陆，中国内部的发展差异不亚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小额信贷研究中心理事会联合主席贝多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为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付出了环境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代价。如今，后者是中国的一个突出问题。

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由税收调节的，但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刘尚希仍坚持税收调节的幻想。税收调节功能取决于税收规模，只有当税收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调节功能才能发挥作用。刘尚希说，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很低，只占财政收入的不到6%，调控功能很弱。

关于贫富差距的调整，刘尚希认为，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于机会不平等，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问题，是整个制度体系的结果。单靠改革和解决是不可能的。收入分配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否则就无法解决。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除了采取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外，还可以关注三个金融方面:慈善、资本市场和消费信贷。

例如，在美国，慈善捐赠每年占gdp的2%，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通过慈善有意识地缓解社会矛盾。但在中国，这才刚刚开始。根据中国慈善捐赠信息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慈善捐赠报告》，2013年慈善捐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17%，同比增长21.06%。

贝多光还认为，与美国的橄榄型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更多的人生活在底层，“微观金融”在收入分配和社会转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国不能忽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