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前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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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包括金融领域的调整和补充，是渐进的，而不是一个新火炉，是一种彻底改造]

在全球资本流动的新时代，国际金融是世界经济的生命线，也是大国崛起和竞争的必然前哨。国际金融竞争的结果将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没有金融外交的配合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步推进，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张将难以顺利实现。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明显加快。据swift统计，2014年12月，人民币结算占全球支付总额的2.17%，成为仅次于美元(44.64%)、欧元(28.3%)、英镑(7.92%)和日元(2.69%)的第五大支付货币。

2014年，人民币成为中国和亚太国家的主要支付货币，过去三年超过美元和日元，增幅超过200%。从2015年1月至4月，人民币占结算支付的31%，而同期美元仅占12.3%。中国人民银行还与28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签署了4万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正沿着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货币储备的逻辑递进关系，从贸易结算走向金融交易货币。

中国金融前哨的第一场战斗可以追溯到2009年的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顺应历史潮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决定取代八国集团和八国集团+5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并调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以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决策权。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批准了调整份额的决定。然而，尽管g8+5已经消亡，但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挠，国际金融体系的“微调”仍未能实现其目标。发展中国家发现，只要涉及到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国际金融领域的治理改革就非常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调整是否到位，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是否迈出第一步，还有待观察。

国际金融领域的治理改革将继续以中国和发展中大国为重点。春天来了，秋天去了，时间过去了。2014年，金砖五国领导人在巴西举行峰会，决定建立金砖五国开发银行(CDB)和紧急储备安排。据估计，CDB将于2015年底在中国上海正式成立。CDB安排和紧急储备是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的国际金融机构，也是金砖国家实质性合作的重要标志。这也表明，不受西方控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银行和基金第一次出现在世界金融领域。

同样在2013年和2014年，世界变化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国际金融体系中新事物再次出现，以中国和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舞台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岔路”。

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丝绸之路基金的建立。AIIB是国际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的具体体现。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AIIB作为世界银行的补充，是中国对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

AIIB的启动和筹备过程中有三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是AIIB作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可靠投融资渠道，受到这些国家乃至欧洲和拉美国家的热烈欢迎，创始成员国已达57个，覆盖五大洲；第二，中国的善行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不仅拒绝参与，还威胁英国、韩国等盟国不加入AIIB。原因很明显，在美国看来，AIIB“挑战”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体系，触动了美国的神经；第三，美国的盟国，除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紧紧跟随美国的日本之外，都“抛弃了美国”并纷纷参与其中。七国集团中有五个国家加入了AIIB。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其他美国战略家都称美国为“低级错误”。

然后，世界金融舞台还没有结束，下一幕已经悄然开始。我们可以在2015年回到今天。

今年秋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每五年对其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组成进行一次审查，估计将在11月做出决定。今年审议的核心是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早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的价值“不再被低估”，并于最近派遣人员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和技术评估。众所周知，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毕竟sdr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官方储备货币。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其组成货币，那么人民币作为央行储备货币的权重自然会增加。

加入特别提款权通常有两个标准:第一，货币在世界贸易中占一定比例；第二，在国际交易中自由使用的程度。美国现在反对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因为它不符合第二个标准，尽管包括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表示支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回顾特别提款权的历史，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人为创造的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用来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官方货币储备。在sdr诞生之初，它就像1944年至1971年的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1974年，特别提款权跟随美元与黄金脱钩，取而代之的是一篮子16种货币的定价。1980年，它被改为五种货币(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法国法郎和日元)组成一篮子货币。1999年欧元诞生时，一篮子货币中只剩下四种货币，即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它们的权重分别为41.9%、37.4%、11.3%和9.4%。截至今年5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共有2041亿特别提款权，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分别有421亿、107亿、156亿和95亿特别提款权。

推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已成为今年中国金融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包括进一步放宽对个人和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在中国成功试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区建设总体规划》和《上海自由贸易区深化改革方案》，统一适用于四地的负面清单也正式出现。随着广东、福建和天津自由贸易区的挂牌，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入了2.0的新时代。四个自由贸易区之一是增加资本项目的开放，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与此同时，正在紧张谈判中的中美投资协议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结束”。据估计，双边投资条约还将包括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如果一切顺利，上述措施将扫清障碍，为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铺平道路。

然而，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决定拥有否决权。作为美国领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柱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1944年，其体系设计就是这样的。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关于特别提款权的决定，美国会走自己的路，成为“孤独的对手”吗？目前很难预测。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国会五年来一直坚持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调整，不仅20国集团成员怨声载道，就连奥巴马政府也颜面扫地。如果美国继续使用其力量并反对到底，恐怕其孤立的代价不会低于反对AIIB的代价。美国需要三思。

上述国际金融领域的竞赛充分显示了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困难和必要性。

首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和西方几十年来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模式”的致命缺陷和弱点。所有国家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模式以及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中国经济奇迹所引发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模式优势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决心和意图也通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世界表明”。“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合作共赢的区域一体化理念，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

第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势在必行。70多年前设计和构建的全球治理机制需要在金融、贸易和投资领域进行调整。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调整和补充，符合历史潮流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值得支持和回应。我们不应该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反对任何改革计划。

第三，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包括金融领域的调整和补充，是渐进的，不是一个新的炉灶或改造。相反，现在是美国和西方想要彻底修改或重建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并“建造一个新的火炉”。《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例子。

2015年，国际金融领域将继续风起云涌，改革的势头已经形成，难以阻挡。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以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深入思考，加强磋商，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顺利推进形成共识。

(作者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原外交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