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锋：理解一个真实的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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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峰

对于学术著作来说，论证的思维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福山的名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不应该停留在几句话上，而是要看整个辩论过程。这是基本的对话规则。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必要重申这一点。

20多年前，弗朗西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福山以黑格尔的口吻宣称“历史的终结”，并“认可”西方民主制度。这使它出名，赞扬和怀疑接踵而至。1998年，中国版的《历史的终结》问世(方圆出版社)。中文译文的封面上写着:“自由和民主的概念是无与伦比的，历史演变过程已经完成。”

这本书的书名和封面上的文字在中国学术界不胫而走。

今年4月，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再次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这个顶级学术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并在中南海提出改革建议，享受学者们所能享受的最高礼遇。去年夏天，他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的中译本被重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时他的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也出版了，这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福山热”。但真正的驱动力可能不是中文版，而是世界形势的发展是否超过了福山20多年的预测。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大国”的崛起，20多年前的福山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吗？换句话说，“中国模式”的成功能否成为福山批评者的杀手，以及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历史演进过程的继续。

早在五六年前，一些中国学者就坚信福山已经“转了”。福山纠正了自己，甚至否认了自己。面对“中国经济惊人的快速发展”，福山不得不反思他20多年前的断言。中国稳步腾飞的“客观事实”使福山不得不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不是人类历史演变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的“历史的最终结论”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然而，刘玉的福山作品汉译指南已经告诉我们，福山被误读了。当然，有很多人持有误读的观点。大量学者仍然认为福山仍然是最初的福山。因此，福山作品的中文译本在这个时候出现，很可能只是为了告诉中国学者福山所说的“客观事实”。

正当一些学者欢呼福山的到来，并利用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打出中国牌，而其他人则称赞福山仍然坚持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时，福山来了。他似乎嗅到了中国学术界的骚动，通过发表演讲、接受采访，甚至希望成为“国际友人”，表达了一位政治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此时，我们需要反思我们对福山的态度，认真对待福山。

首先，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需要福山。福山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作为研究政治制度的政治学者，福山提供了基于历史经验和人性需求判断的思考。事实上，他的思想是基于人类寻求“认同”的需要。在这个前提下，通过考察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和民主的制度最能满足人类的这种需要。当我们回到中国，如果我们想与福山对话或“引用”福山的话，我们需要正视中国人民是否追求“认同”，以及“中国模式”能否有效地回应人民的这一要求。

因此，福山给了我们智慧，而不是“名声”。我们需要从他那里观察世界政治体系的演变，而不是在这位著名的“外国教授”的帮助下支持中国的改革。中国改革的成功不是基于对“外国教授”的认可。对“外国教授”的肯定不能成为中国崛起的象征。

其次，福山是一位常驻美国的政治学者。虽然他有全球视野，区分古代和现代，他“吃美国食物”和“服务美国人民。”在《历史的终结》中，他肯定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也不断反思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近年来，他的著作更加强调国家能力，这也是基于美国的国情。美国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和军事力量扩张都是政治学者必须应对的社会现实。

因此，他提醒人们在一个自由和民主“泛滥”的国家，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这次讨论的背景非常重要。福山对美国自由民主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指出了美国自由民主的缺陷，但他并不否认自由民主本身。谈论没有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能力至少不是福山的观点。自由和民主仍然是他的背景。

最后，福山是一个政治学者，而不是政治家。一个学者的认知不仅取决于他表达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他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如刘玉所说，福山的杰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是一篇论文，而不是宣言。对福山的理解，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需要进入他作品的内在逻辑，不仅要看他的结论，而且不能停留在文本的标题上。这是对待学者的基本态度。

对于学术著作来说，论证的思维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福山的引语对每个人都一样，不应该停留在几句话上，而是取决于整个辩论过程。这是基本的对话规则。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必要重申这一点。

福山带着他的新旧作品来到中国。有些人，作为他的忠实粉丝，直截了当地说“你说，我们听”，而另一些人则希望教给他“中国经验”，为著名教授的政治学研究提供素材。当然，有些人正在消费福山。借助福山的名字出售你自己的“商品”。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社会里，这些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得到同情的理解。但真正与他交谈的人需要认真对待福山，从他的作品中充分理解他的思想和观点。因此，有可能与他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中国学术界期待这种天气。

无论如何，探索中华文明的方向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