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怎样 圈住居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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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为许多人所熟悉和陌生，它几乎已成为处于某一发展阶段的所有转型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4月24日，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在未来5至10年内，有50%的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将这一概念再次推向社会关注的焦点。早些时候，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指出:“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靠的是发展，发展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增长率。”

“中等收入陷阱”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挑战。中国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可预见的5到10年内跨越这一障碍？

中等收入陷阱的神话

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很少有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够成功地成为高收入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工资方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尖端技术发展方面无法与富裕国家竞争。”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不高不低”的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在1000到12000美元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575美元，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力争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9992元，2020年翻了一番，达到59984元。如果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等影响因素，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按现行汇率(1美元兑换6.20元人民币)计算将达到9675美元。

最近，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所提出了一个更加乐观的预期，即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2803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

由此可见，未来5至10年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

就公众而言，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陷阱”这个词让人们感到恐慌和恐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居民的生活和财富会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曾将一个国家划分为“中等收入陷阱”和“四个步骤”。第一步，经济增长正常放缓。如果应对不当，就会出现第二步，而这种放缓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停滞；第三步，在经济增长停滞之后，将会出现社会问题，政策将会被进一步捕捉。因此，在第四步中，制度将会被固化，改革将会困难重重，并且最终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彭博(Bloomberg)经济学家陈士元告诉《中国商报》(China Business News)记者，对于一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说，制造业首先丧失竞争力，出口大幅减少，导致国民收入下降、外汇储备减少，经济滞胀持续时间长，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差。不能排除整个国家发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

"最失败的是普通人(引用603883，咨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凌源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他认为，当制造业衰退，企业濒临破产，居民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失去生计后，个人支出减少，消费无法刺激经济增长，最终成为一潭死水。与此同时，国民收入下降，居民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下降，社会保障需求因老龄化而增加。“当支出增加而收入减少时，这个国家将变得更加困难，普通人将过得很艰难。”

对于当前火热的资本市场而言，当“中等收入陷阱”到来时，很难避免重大损失。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张毅平(报价600999，咨询)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当企业经营效率下降、信用风险上升时，银行将不愿放贷，最终可能导致大量企业破产，这也将对资本市场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

拉丁美洲国家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最集中、处于“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多年来一直被视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对国家和居民影响的典型案例。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2010年，在拉丁美洲的33个经济体中，有28个是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勇告诉《中国商报》记者，大多数拉美国家仍处于中上收入国家阶段，人均收入在4000至12000美元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徘徊在高收入国家之外。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40多年来，拉美国家仍然无法跨越这一障碍。”张勇说。

自拉美国家相继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大幅波动、高通胀、产业结构无序升级、国际贸易结构失衡等。

张勇分析说:“鉴于世界经济下滑和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下降，拉美国家仍然存在需求不足和增长乏力的问题，一些国家已经陷入滞胀。与此同时，货币贬值、经常账户和财政“双赤字”影响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评级和外债偿付能力，从而降低投资者信心。”

例如，在阿根廷，2001年底，阿根廷政府陷入高达950亿美元的债务违约，这深深伤害了购买政府债券的阿根廷人。“在债务重组后，我为购买政府债券而储蓄的每一美元只能得到33美分。无论如何，这是我不能接受的。这是我工作43年后的积蓄。我非常耐心地等待，直到政府全额支付我。那天。”拉瓦雷托说，这是一位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85岁老人。当阿根廷在2001年爆发债务违约时，她不同意债务重组，她投资了4.5万美元的主权债务，到目前为止她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拉瓦雷托的遭遇也代表了阿根廷的挣扎，这个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近十年来无力自救。

经济不稳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突出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矛盾急剧增加，社会凝聚力、社会幸福感、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在恶化。

如何防患于未然？

近年来，由于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挑战的不同看法，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探讨甚至直面中国是否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空政策和改革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防患于未然。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和韩国无疑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代表。日本198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韩国1995年也达到11469美元。日本用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用了8年时间才从中等收入国家转移到高收入国家。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腾飞，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开始成长。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进入了高速起飞时期，跃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1968年，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胡凌源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尽管日本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美国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日本对海外市场拓展的重视、日韩企业的向心力以及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都值得借鉴。

胡凌源表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就意识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日本国内市场小，容易饱和，资源高度依赖海外，日本当时决定将许多产业转移到海外，国内收入来源由海外投资回报，这不仅避免了国内市场萎缩，也避免了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和环境红利的损失。"到目前为止，日本也受益于产业转移政策."

中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政策，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步，它可以同时将过剩资本和比较优势技术推向海外，对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开放中国经济向外延伸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举措。

但是，胡凌源指出，日本长期依赖海外导致了国内产业的“空空洞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过度稀疏化”,因此要注意“走出去”的程度，不要形成对海外的过度依赖。

此外，他说，日本非常重视公平的收入分配。“日本的遗产税很高，基本上80%的遗产通过税收移交给国家。政府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所以日本人觉得没必要留太多钱。同时，政府鼓励企业向社会捐赠，从而抵消一些企业税。”

另一方面，一些拉美国家并没有改变高度分化的收入分配结构，精英阶层得到了政府的优先支持，但并没有在受益后很好地回馈社会。

陈世源还告诉《中国商报》，对于一个国家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来说，国家体制能够留住相对成熟的企业和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看来，日本和韩国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强大的向心力。

“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有大量的海外产业，但优秀的企业家和核心技术并没有丧失。然而，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普遍的现象是富人渴望移民。”陈士元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