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小型“一带一路”已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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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认为非投资领域最大的挑战是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增加对内地法律、文化、规章制度的了解。许多商人没有足够的有用信息，不知道去哪里投票，许多政府网站长时间没有更新]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期间表示，“一带一路”是今年中国外交的重点。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非洲在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发布、即将进入实施阶段的背景下，中非合作论坛三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将于今年年底举行，中非关系期待更大的突破。

中非合作与“一带一路”是什么关系？中国和非洲之间持续多年的工业合作对当前的国际产能合作有何影响？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对此，《中国商报》记者采访了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国际商学院院长、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

资深外交官刘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非洲工作。曾任驻津巴布韦大使、驻南非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中国政府达尔富尔和非洲事务第一任特别代表。

现在，作为中国亚非学会会长，刘仍然深入参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交流和政策研究。

刘认为，虽然非洲不是的重点，但它也包括在内。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带一路”的方向。“因此，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和工作可以称为非洲版的“一带一路”或小“一带一路”。”

刘认为，中国非常有必要在、非洲和拉美地区推进国际能力合作。“如果中国不迈出这一步，它只能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而不是一个强国。”

非洲可以受益于一带一路

中国商报:你在非洲工作多年，一直在推动中非工业合作。您如何理解当前的国际产能合作？

刘::有学者怀疑非洲没有正式划入“”。我认为，虽然非洲不是一带一路的重点，但它也包括在内。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多次提到了亚洲、欧洲和非洲。尽管许多非洲国家没有被纳入《愿景与行动》，但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带一路”的方向。因此，我把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和工作称为非洲版的“一带一路”或小规模的“一带一路”。

去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了非洲，先后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和非盟总部、尼日尼亚、安哥拉和肯亚。当他在非盟总部发表讲话并出席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首脑会议全体会议时，他重点谈到了“461项目”的框架。“四个”是指坚持平等相待、团结互信、包容发展、创新合作的四项原则。“六大”是指六大项目，第一个是能力合作；第二，金融合作，中国有很多资金；第三是扶贫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摆脱贫困；四是生态环境合作；第五，人文交流与合作；第六，和平与安全合作。

李克强总理还推出了三大网络，一个是高速铁路网络，另一个是高速公路网络，第三个是区域航空空网络，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现在，尽管在非洲修建高速铁路还为时过早，但加快现有铁路的速度是可行的。与以前的30-40公里长的坦赞铁路相比，中国目前修建的高速铁路被认为是非洲意义上的“高速铁路”。

尽管非洲的一些地区有高速公路和宏伟的基础设施计划，但仍有许多“空白色区域”，而中国正在连接尚未完工的路段。此外，在非洲讲英语的国家和讲法语的国家之间很少有直接的空航空联系，在途中需要转机。因此，中国提议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空航空网络，希望连接整个非洲。我们还希望非洲在下一阶段将直接或间接受益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现在包括65个国家，如果把非洲包括在内，就有100多个国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那么强大。目前，在这一战略中，亚洲第一，欧洲第二，非洲最后，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机会。因为该战略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而且有模糊的空，非洲可以从“一带一路”中受益。

从我对非洲和中国国情的了解来看，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刘易斯拐点，而大量廉价劳动力推动发展的优势正在丧失。过剩的高质量生产能力可以转移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而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平均工资仍然高于非洲。

非洲的另一大优势是友谊，中非关系良好。中国政府和人民真诚欢迎中国在非洲投资。继欧美经济危机之后，非洲是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增长最快的大陆。因此，非洲有其增长优势。

中非合作已经领先

《每日新闻》:在“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非洲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会下降吗？如何减轻这种担心？

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非洲的发展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中国在与非洲的联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非洲没有被正式列入“一带一路”文件，但与实际态度尚未确定的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在非洲取得了突破和成就，不亚于一些将被列入“一带一路”的亚欧国家。

大约从2000年开始，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上，中国和非洲开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一是政策沟通，如中非合作论坛。

第二，设施相连，我们在未建成的港口修建了大量道路和铁路；至于区域航空公司，HNA已经在加纳开通了航班，并计划在内罗毕开通航班，这是实实在在的成就。

第三，融资。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在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融资提供了200亿美元优惠贷款。当李克强总理今年访问非洲时，他发现200亿美元已经用完，然后又增加了100亿美元。此外，尼日利亚等一些非洲国家利用人民币规避汇率风险，这也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四，贸易顺畅。在金融危机之前，包括危机后的一两年，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显示出两位数的增长。2000年，中国与非洲大陆的贸易额只有106亿美元，但去年达到2200亿美元，增长了约20倍。

第五，人们的心是相连的。凭借中非传统友谊和近年来的高层交流，中国每年向非洲提供6000多个奖学金名额，非洲也是中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时指出，中非一直是“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最早是在非洲提出的。

因此，从这五个方面来看，“一带一路”要做的应该说是中国已经开始在非洲做了，并且做得很好。

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将于今年年底前举行。我相信，在这个被称为非洲版“一带一路”的平台上，能力合作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在今年4月28日的兰亭论坛上，河北省省长、部长王毅出席了会议，会上提出将河北省的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推向非洲，河北省还在与南非谈判每年向南非输送500万吨钢，相当于南非全部钢铁产能的三分之二和非洲的三分之一。同时，河北冀东水泥(报价000401，咨询)厂已在南非建厂。在建筑材料方面，河北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工厂。

因此，前景是喜人的，有发展空的余地。非洲还将利用“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和能力合作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虽然中国在向非洲转移产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我认为还不够。向非洲转移的旧模式亟待转型升级，粗放、低端、无序的问题亟待解决。就像过去只卖几个集装箱的货物、赚钱然后离开的方式一样，这是不可持续的。在去非洲的过程中，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非洲的小企业，影响了它们的生存空空间。此外，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假冒伪劣、不符合当地劳动环境标准等。

随着“一带一路”东风的吹拂，中非合作应该向中高端迈进，实现转型升级。近年来，非洲需求下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尽管中国进口的非洲石油等矿产品数量没有减少，但价格下跌仍影响了中非贸易的增长，目前中非贸易正以个位数的速度增长。非洲失业严重，产品附加值低，中国应将其设备和生产能力转移到非洲，推进工业化，增加附加值。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非投资也有不小的风险。非洲的政治不稳定、恐怖袭击和文化差异都是问题。

投资非洲的挑战

《每日新闻》: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仍面临哪些挑战？

刘:现在，我认为非投资领域最大的挑战是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增加对内地法律、文化、法规的了解。许多商人没有足够的有用信息，不知道去哪里投票。许多政府网站很长时间没有更新。

其次，民营企业存在财务问题。我会见了一些私营企业的代表，他们普遍报告说，虽然政府有很多措施帮助企业在非洲投资，但企业仍然不知道如何实施，所以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指导，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第三，民营企业家应该改变思维。许多企业家仍然犹豫不决，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想按照旧的惯例做一些集装箱贸易。如果形势不好，他们可以随时撤退。归根结底，企业家在投资方面缺乏远见和勇气，他们担心会赔钱。

我认为，国家应该采取更有利的措施，设立中非能力合作基金，并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最好是在不可预测的灾难发生时提供一些支持，这些灾难不是由人们的意志转移的，比如在工厂关闭后帮助支付工人的离境费。例如，在拉丁美洲，中国设立了中国-拉丁美洲能力合作特别基金。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也需要从贸易到投资、从低端到高端、从简单的经贸交流到相对高端的产业链的合作。这是互利的合作。中国大量过剩的优质产能需要向外转移，这也有利于非洲早期工业化发展。

当然，我们应该考虑环境污染。它不应该污染非洲，而应该达到或超过非洲的环境标准。不久前，尼日利亚有一个经济外交培训班，当地官员也有类似的担忧。我当时承诺，政府的引导政策不会原封不动地转移粗放型产业，而是转移丰富优质的生产能力。

每日新闻:如何区分产能过剩和质量过剩？

刘:我认为应该符合非洲的整体发展水平。非洲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落后，也不是没有工业化的一张白纸。作为欧洲和美洲的前殖民地，它在某些方面往往非常先进。当然，也有低端产业。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尽力高于当地的环境标准，而不是勉强达到。在此过程中，中方也提出了“合作”的原则，有必要与非洲国家进行谈判，严格评估环境保护条件。我们应该消除非洲国家的环境关切。

我不能说风险不会消失。

日报:目前，与较早开始“走出去”的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也非常活跃，希望开拓海外市场，但普遍存在融资难、抗风险能力低的问题。这应该如何解决？

刘::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支持需要优化和细化。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9月底，商务部在非洲共批准投资项目2900多个，其中只有600多个是中央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其中浙江省365个排名第一，其次是山东省和江苏省。因此，民营企业应该是产能合作的主力军，但现在在海外成功的大多是国有企业。

中国企业的成功“走出去”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资源。经过一二十年，中国已经获得了一些可靠的资源供应，资源价格的下降有利于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但中国企业起初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像“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也可能充满风险。但是如果你只是说有风险而不出去，那是行不通的。学费必须支付。我们只能支付尽可能少的学费来减少或化解风险。

此外，能力合作涉及许多由西方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游戏规则。中国不能改变它们，只能做小修小补，所以它必须适应规则。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国际标准，只有当你强大时，你才能树立标准。例如，中国的铁路“走出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完全有能力制定规则。高铁成本仅为欧美的29%~37%，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肯尼亚的穆尼铁路以及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的铁路都采用了中国的标准。如果中国不迈出这一步，它只能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而不是一个强国。

然而，我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时对风险了解不够。我们需要确保政府建立一个平台或指南，企业做到这一点，市场主导运作。这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一方面，我们不能过于关注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风险。

就硬件而言，民营企业存在财务困难，这是一个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国并不缺钱，而是缺乏金融机制的安排和对投资目的地国的深入了解。虽然我们有大使馆和研究机构，但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我们没有立足之地。当我还是苏丹特使的时候，我发现美国有很多苏丹专家，他们一生都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比如达尔富尔。他们对细节的理解是惊人的，例如，他们非常了解各反叛派别的主要领导人，他们的家谱和家庭，他们还开发了情报系统。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政府应该出面组织和鼓励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政府应重视支持目的地国的研究

日报:有人担心，在推进对外合作时，政府做了企业应该做的事情，企业做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导致了错位。你怎么想呢?

刘::政府有超强的组织能力，这确实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优势。但是，如果优势太高，就会成为制约因素，而政府又太强。政府如何创造一个对企业有利的软环境，如何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例如，有必要对目的地国进行深入研究，并为企业提供咨询。虽然这也可以由人民来做，但政府的关注和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

每日新闻:一些企业家觉得中国驻外使馆不能提供他们想要的咨询服务和支持。你在非洲工作了很多年。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刘:这种感觉不是没有道理。总的来说，中国正在向一个大国和一个强国迈进。从驻外使馆的设立和人员数量来看，还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近年来，中国出境人数已超过1亿，但领事干部严重短缺。例如，在肯尼亚，美国大使馆的数量是500到600个，而在中国只有20到30个。美国在非洲有数百个大使馆，但在中国只有五六个小大使馆。

就领事干部而言，如南非，有三四个人在负责；在其他小国，没有专职领事干部。因此，当中国侨民提供保护或咨询时，大使馆工作人员可能会不知所措。当然，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年已经改变了，国家正在积极寻求扩大人员配置。

然而，我们外籍人士也有误解。例如，“保护”只能在我们居住的国家的法律范围内进行，不可能保护非法权利。另一个例子是，大使馆不对个人问题负责。如果手机丢了，就报警。大使馆不负责找回它。

中国的成功是另一种文明的成功

每日新闻: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外交在现阶段扮演什么角色？

刘:经济外交是一个老话题，已经讨论了几十年。近年来，经济外交与“一带一路”、能力合作和深化改革有关。

我不认为签署更多的经济法案意味着良好的关系，这与我们最初对经济外交的理解不同。“热政治冷政治”的例子很多。不能说经济政治完全越界了，但也不能说是划了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