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保障投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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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500强公司的中国总裁最近接待了来自几个地方的官员。当地官员问:“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总统回答说:“没有要求，也没有特殊待遇。我只希望公司和政府签署的协议能够实现。我们与政府合作，而不是与某个领导人合作。我们不希望某个领导人离开，以后政府领导人也不会接受这种说法。”

总统告诉笔者，在他们与一些地方的投资协议中，有达成一定投资规模后的退税协议。去年底，《关于清理和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62号文件)下发，这些协议落空，没有落实。“我们两三年都不依赖退税。我们在中国有长期的计划和承诺。然而，既然一开始就有协议，说“清理优惠政策”总是让人不舒服。当然，没有办法。”

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有利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可能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例如，一些项目是“生产前的优惠”，如零地价，政府资助的工厂建设，企业首先采取优惠。有些项目是“投产后优惠”，即在投资规模和税收产生后给予优惠。如果“一刀切”，就不可能把已经得到优惠待遇的人吐出来，还没有得到优惠待遇的人就觉得不公平。

根据62号通知，各省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在今年3月底前向财政部报送税收等优惠政策专项清理情况，由财政部汇总上报国务院。我希望在总结之后，我们应该客观现实地研究和建立优惠政策的退出机制，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对于那些为地方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且具有较强可持续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有一个政策缓冲期和新旧衔接期。

作者联系的许多外国公司也指出，快速的政策变化和武断的执法是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环境中最令人担忧的方面。过去，有人说外国企业是“超级国民待遇”。目前，许多优惠政策(如政府采购)实际上都转向了国内企业。政府经常对外国企业的劳资纠纷反应过度。外资企业比中资企业更难申请基金会。

由于其稳定的投资环境，中国一直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个可靠环节。这种可靠性应该得到法治的保障。外国企业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招聘、采购、销售和纳税。不要再把他们当作“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