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放松仍需平稳有“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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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宣布，从4月20日起，各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将下调1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还为一些机构实施了有针对性的RRR减排措施。

主要国有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4月20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采访时表示，“RRR减息”的主要因素是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越来越大。

然而，在于学军看来，随后的政策放松不需要太迫切，但仍需要稳定和“坚定”。因为中国经济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它花了六年时间才复苏，而欧洲仍在复苏。“只要就业和通胀在可控范围内，我们就必须对经济增长的下滑有更大的容忍度。”他认为。

自去年以来，中国已进入降息和下调RRR利率的渠道。于学军说:“我认为困难和昂贵的融资问题已经得到缓解，但从根本上解决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一个人发高烧一样，它可能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如果你只是冷静下来，病变不会得到解决，问题将永远存在。”

融资难和融资贵的五大因素

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首先要找出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于学军将其归纳为五个因素。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提出多年，特别是从去年到今年，财税、央行、银监会等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个问题的根源，本质上是一个宏观调控问题。每当国家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央行放松货币政策时，融资成本就会下降。每当收紧货币政策，融资成本就会上升，而中国经济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周期。他说。

于学军认为，困难和昂贵的融资问题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体制性原因。然而，本轮融资成本的增加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货币信贷供给，导致中国从2008年底开始实施“4万亿元”的巨额刺激政策。当时，在此之前，年信贷额没有超过5万亿元，但在2009年达到了10万亿元。据证券机构统计，当年除银行贷款外，加上信托融资，实际授信超过13万亿元。

货币和信贷的持续扩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产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泡沫背后是高负债率，而实体经济的特点是产能过剩。因此，在后续政策中必须采取一些紧缩措施，即稳健的货币政策由此而来。每次货币政策收紧，融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上升。

其次，他认为融资的困难和高成本也与中国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结构问题有关。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产投资驱动，这在房地产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利润，并能承受较高的资本成本；地方融资平台由地方政府支持，预算较软，可以承担较高的融资成本，而无需对自身的盈亏负责；另一种是中央企业，因为它们有垄断利润和低风险溢价，并得到政府的认可。银行也热衷于向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放贷。

于学军表示:“所有资金都被出价较高的机构拿走，集中在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中央企业、国有企业等领域，自然挤压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空空间。”因此，他认为在整个融资结构中，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最弱势的群体。

第三，中国的融资结构主要是间接融资，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可以上市发行债券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少数优秀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以上市发行债券的比例很小，大多数企业既不能发行股票也不能发行债券，这就形成了僵局。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银行信贷多年来的大规模扩张，这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然而，根据符合国际标准的资本监管要求，银行需要不断补充资本，这就要求它们筹集大量资金并保持高额利润。如果银行的内生资本补充跟不上自身的扩张，就需要在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这也挤压了企业的融资空空间。

于学军还表示，另一个因素是银行贷款规模的管理。每家银行都有一个“笼子”，直到县政府和每一家银行，这使得资金的使用效率极低。加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引入，银行的债务成本明显增加，银行的利润空也受到挤压。

多管齐下降低融资成本

上周五，李克强总理访问CDB和工行时表示:“如果企业融资成本不降下来，金融企业最终将受到冲击。”高层官员也非常关注RRR减息等措施能否真正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于学军说，上述五个导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因素都有所缓解，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有所缓解，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外，我们还需要客观地看待一些企业融资过度和需求不足的问题。

RRR降息和降息等宽松措施增加了银行的可贷资金。然而，一些分行行长表示，并不缺乏贷款资金，而是缺乏高质量的贷款项目。企业的风险太高，银行不敢放贷。

对此，于学军坦言，在当前形势下，商业银行贷款确实有困难。“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推动。然而，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的出口增长明显下降，甚至在今年第一季度，而固定资产投资有所下降，仅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13.5%，房地产市场进入了持续低迷。这使得附属于这些领域的中小型企业很困难。此外，中国许多民营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资本积累不多，负债率普遍较高。这样一来，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出现了瓶颈，企业负债率高的矛盾突出，银行的信用风险大幅增加，这使得银行在风险管理上更加谨慎。”

于学军认为，为了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需要采取各种支持措施。“在现阶段，首先要做的是简化管理，下放权力，发放改革红利。第二，我们应该进一步减税和盈利。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尽一切可能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在信贷供应薄弱的地区，如小微企业和“三农”，监管当局也有激励措施，如差别准备金率，有针对性的RRR减让和特殊金融债券。这些措施能有效引导银行在这些领域投资吗？于学军认为:“我个人的意见是，宏观调控指标应该是一致的，并追求一个总的监管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