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自贸区方案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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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自贸试验区相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商务部官员的陪同下，四个自由贸易区所在省市的负责人首次亮相，并公开介绍了四个自由贸易区的情况。

与此同时，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广东、天津、福建三个新自由贸易区总体规划、上海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深化规划、四个自由贸易区共享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等六个文件。

一个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批准了四个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当时，一位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离FTZ上市时间不远了。根据上海FTZ的初步做法，该计划将在上市前公布。

在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表示上市指日可待。自由贸易区计划公布后，福建省政府网站宣布，福建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幕式将于21日上午10时在福州地区行政服务中心举行。几个消息来源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这四个自由贸易区将同时上市。

四个自由贸易区的首次亮相，除了上市时间之外，也引起了人们对如何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关注。这一次，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出席国务院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出席的四位官员直接或间接负责管理当地的自由贸易区。

4月初，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党委书记沈晓明还担任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许分管工作。去年底从银监会调任天津市副市长的严庆民将出任天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福建省副省长郑栅洁将担任福建自由贸易区领导小组副组长。

目前，四个自由贸易区的组织结构基本确定。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将成立省级工作领导小组，其中上海和天津将成立自由贸易区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几个区，而广东和福建将不成立这样的管理委员会，而是分别在几个区设立管理委员会。

这种不同的组织结构是基于不同的省级条件。上海和天津自由贸易区的几个大区域相对集中。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几个区域都在浦东新区管辖之下，天津也是如此，都在滨海新区之内。广东和福建是分散的。广东自由贸易区包括广州、深圳和珠海，而福建自由贸易区横跨平潭、厦门和福州。

王受文介绍说，上海自由贸易区扩大和三个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为了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一个比较互补的实验，通过实验的多样性来验证复制和推广制度创新措施的可行性，从而为改革开放搭建更多的实验场。

四个自贸区要在原上海自贸区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改革开放的创新举措。除了坚持制度创新，有效防控风险外，还要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服务国家战略。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于促进内地与港澳的深度经济合作，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于京津冀的协调发展，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继续在促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货币自由兑换、高效便捷的监管和规范的法律环境方面发挥“先导”作用。

此外，四个自由贸易区应该建立一个开放的高地，共享一个负面清单。与上海的前两个版本相比，这份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小了限制范围，提高了自由贸易区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四位负责人还介绍了各自由贸易区的情况。他们都提到自由贸易区应该与“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而福建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地区，应该为这一战略服务。结合国家战略，每个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点是制度创新，形成可复制和可扩展的成就和经验。

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王受文表示，在几个自由贸易区已经上市并投入运行一段时间后，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是否建立更多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前，应该进行详细、全面的评估。(李波)

4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办法(负面清单)》的通知，正式公布新版负面清单。

与之前的分析一致，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将分享一份负面清单。新的负面清单分为15个类别、50个项目和122项特别管理措施。其中，特殊管理措施包括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具体行业措施和横向措施。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在国务院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将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与2015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力取消或放宽了18个领域的限制。总的来说，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应该更加开放。

减少17项

在新的负面清单发布之前，上海自贸区已经发布了两个负面清单，其中2014年的负面清单有18个类别，139项管理措施，比2013年的负面清单减少了51项。

与2014年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相比，四个自由贸易区共享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减少了3类17项特别管理措施。

在这方面，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所副所长陈波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新版负面清单比2014年减少了17项。与之前的51项相比，减少了吗？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陈波指出，在2014年版削减的51项措施中，有24项与类似项目合并，这些项目没有取消，而是进行了调整，另外13项被取消，因为国内企业也不能这样做。这相当于去掉了负面清单中多余的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向外国投资开放。事实上，这51条中只有13条真正限制和取消了外国投资，也就是说，这17条减少的力度不亚于前一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例如，在“采矿业”中，2014年版清单中有14项管理措施，而新的负面清单则减少到8项；在“制造”类别中，与2014年的负面清单相比，管理措施也有所减少。然而，在新的负面清单中，“金融业”类别的管理措施有所增加。

此外，2015年负面清单中取消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类别，新版负面清单中许多管理措施的表述与2014年上海负面清单相比也发生了变化。

陈波表示，金融业的开放并不取决于项目数量，而是取决于准入内容，这需要中央部委和FTZ管委会同步协调。金融监管不可能在小范围内完成。

陈波指出，否定列表的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新版本的否定列表除了传统的限制性和禁止性表达外，增加了一些允许性表达，表达更加灵活。

例如，负面清单第53条规定“允许以合资方式投资于空农林渔业专业通用航空企业，其他空通用航空企业必须由中方控制。”

鉴于新的否定列表与2014版的区别，陈波指出，事实上，否定列表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的，而是应该复制并扩展到整个国家，否定列表还包括国民经济的整个行业，而不是区域性的。表达式的不同在于正则化问题。最初的否定列表是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基础上表达的，该目录是从法律角度规定的，但现在它应该从法律角度反映标准化。

适应国家战略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新的负面清单还需要考虑一系列国家谈判，如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和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新变化。

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尽管新的负面清单有所创新，但与原文相比仍有差距。这反映在许多方面，如格式和演示。例如，新的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主要集中在投资份额的比例上，这在美国实际上是罕见的。

“很多人喜欢看负面清单是多还是少，但最重要的是负面清单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如何真正突破双边投资条约框架，如何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许多国内法律法规接轨，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沈对说道。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所副所长孙元欣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虽然外界对2014年版的负面清单并不完全满意，但2014年版的负面清单更符合美国的bit模型。

孙元欣指出，双边投资条约的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有八种具体的投资形式，如投资企业、许可证和知识产权，也有金融投资，包括股权、股票、债券等。

在这方面，陈波认为，从新的负面清单来看，双边投资条约谈判已经有了基础。

上海自贸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许指出，新的负面清单代表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姿态。然而，外国投资者仍需要一个过程来理解这份新的负面清单，这份清单可以让企业和企业更容易进入FTZ。总的来说，新的负面清单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特别是与美国的双边协议谈判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