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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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2日，我父亲因病去世。一年多来，我仍然无法相信父亲已经离开的事实，也无法平息我的悲伤情绪，以至于我无法写出我一直想写的纪念文章。

在我父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当我试图冷静下来，真正写下这篇纪念文章时，我意识到我对父亲了解得太少了。

当我和父亲在一起时，我很少听到他谈论自己。很遗憾，我不知道我父亲在世的那些光辉岁月里的奋斗和成就。除了遗憾，我只能挑出一些对父亲的过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记忆，表达我对父亲的思念。

跑到延安宝塔山

父亲是一名革命者。他1938年参加革命时还不到18岁。我偶然了解了这段历史。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去四川出差，去看望受我父亲委托住在乐山的许贤星叔叔。许叔叔是和父亲一起跑到延安的四个学生之一。他和我谈论了过去。徐叔叔说，他们四人当时都是中学生，都在台州中学读书，他们接触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接受了党的革命思想和抗日主张。1938年，国共两党联手抗日。像当时数百万青年一样，他们向往延安，决心献身于抗日的伟大事业。于是，他们没有告诉家人，就开始筹划去陕北参加革命的大事。我父亲是他们四个人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我父亲通过我们党在浙东南的联络站得到了一封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计划先到湖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到Xi八路军办事处，再到延安的行动路线。许叔叔说，当时最让他们尴尬的是他们不用四处走动。除了我父亲，三个学生都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到，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父亲身上。我父亲当时的家有20亩稻田，生活相对富裕。在他离开之前，他的父亲躲着他的母亲，卷走了一个空在他家里积累的银元，所有这些都被用作他们四个人的旅行费用。许舒舒说，没有你父亲，我们找不到党组织，也没有财力和条件去武汉和Xi。正是因为你父亲，我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我在地图上算了一下，发现我父亲的陕北之行有2000多公里远。在没有公路、没有铁路贯穿全国、日本鬼子到处占领和封锁的情况下，这四个少年是如何到达延安的？有一次我问爸爸这个问题，爸爸笑着对我说:“有火车就坐火车，有火车就坐火车，有汽车就开车，走不动就走路。”当你真的不能走路时，你就雇了别人的牛车和驴车。我们先去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把介绍信改到了Xi。到了Xi的八路军办事处后，我们同许多去延安的年轻人一起乘大卡车去了延安。”我父亲没有过多地描述延安的历史。他告诉我，当我到达延安时，他们四个人分开了，另外三个人一个接一个地去了抗日前线。尽管我父亲一直渴望去前线，但他最终还是被中央政府抛在了后面。后来，他们两个相继去世，只有父亲和徐叔叔活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在这段历史中，我父亲从来没有吹嘘过。他觉得和那些在战场上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同志们相比，他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衣服慢慢变松，我越来越瘦，一点也不后悔，

我父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1938年参加革命后，由于成绩突出和对党的忠诚，战时曾在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等最高学府学习，后留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从事经济研究，成为我党培养的最早的经济专业工作者。四十年代，我父亲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发展边区公共工业和农业合作化互助的经济文章，有些文章被印成书，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由于他的聪明和勤奋，以及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实力，他曾担任任、王若飞和李富春的经济秘书。新中国成立时，他作为晋察冀边区银行行长的经济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使他成为我党接手新中国金融工作的第一批人才。在1949年1月和5月天津和上海解放后，我的父亲作为一名军事代表接管了伪天津银行和伪上海银行的总管理处。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我父亲成为新中国银行的第一代领导人(601988，古巴)。文化大革命后，我父亲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改组，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也是文化大革命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第一批学位委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后，我父亲是国家体改委的第一位专职委员，也是我国最早的改革专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早中期，我父亲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组织了一些改革书籍。我父亲的著作和文章中的许多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反复指示和重视，有些被采纳进了改革的决策或方案中。可以说，在他一生的每一个时期，他的父亲都在党最需要的岗位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出了贡献。

然而，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我父亲辉煌的历史和成就，而是他在困难和不公平待遇时期对党的坚定信任和忠诚。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的10多年间，我父亲卷入了银行最大的错案和错案，被调到山东省泰安市。他由中国人民银行外事管理局局长降为泰安农业银行(601288，古坝)中央支行普通贷款员。我父亲坚信他没有做错什么，党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有一天党组织一定会为自己平反。带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在十多年的艰辛等待中，父亲从未放弃对党的信任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信念，也从未放弃脚踏实地为党工作，哪怕是小小的具体工作。当时，作为对犯“错误”的惩罚，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加起来只有50元钱，我们还要养活三个姐妹，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他总是勇敢乐观地承受生活的艰辛和考验。在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他抱怨和抱怨，因为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父母的冤屈才完全平反。他们复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支付所有的党费，而不留下一个便士来支付重新发放了10多年的工资。1977年平反后，他们的父母回到了北京。他们快60岁了，立即毫无怨言地投身于新工作。他们冲到恢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几乎拼了命。我明白他们想用自己的一生来弥补过去失去的时间，尽可能地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我父亲对党的事业历经艰辛始终不渝的忠诚，深深铭刻在我心中，成为我一生的榜样。

这匹老马渴望活一千英里

父亲是一个勤奋的人，为党和国家工作是他的一生。我父亲在1977年回到北京，当时他57岁。我父亲一回到北京，就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恢复与重建，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从而肩负起农业经济研究组织建设的重任。

我父亲熟悉经济金融工作和理论，衷心拥护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上来的政策，热烈欢迎改革开放的浪潮。为了及时了解国际发展的最新经济理论和实践，并与国际经济领域顺利沟通，我父亲学了近20年不用的英语。那些年，每天早上我都被父亲的声音“英语会话900句”吵醒。每天晚上，只要没有公务，我父亲就在看完新闻广播后开始学习英语。父亲的努力带来了好结果。我记得那是1979年9月，我父亲带着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17届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年会。会前，我父亲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大会上发言时，我父亲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他的论文《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得到了大会的一致认可和赞扬。会后，许多出席会议的国际学者纷纷向我父亲表示祝贺。我父亲自豪地回忆起，有一位外国学者问他父亲在哪个著名的大学学过这么流利的英语，他父亲自豪地回答说:“我在延安马列大学学过。”"

从1978年到1987年，我父亲在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担任领导。他努力工作，勤奋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写文章。我父亲充分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完成了100多篇论文和近10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总字数为80万字。1999年，他79岁，终于退休了。我以为我父亲从现在开始会更放松。然而，当我回家时，我总是看到他在书房里努力工作，要么整理材料，要么写文章。我父亲不会使用电脑。他剪下每一份文件，一字不差地手写每一篇文章。直到他病重住院，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当他90多岁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写作。从1999年退休到2014年去世的15年间，他写了14篇文章，总字数约为30万字。

当我父亲离开时，他挣扎的身影永远留在我心中，他无休止地想念着我的父亲。父亲，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