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速增长理论”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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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从轻工业提高到了重化工业，而且提高最为显著。只有在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才会降低。

当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消费仍远未达到现代化水平时，认为中国传统产业已经严重过剩，需要“去生产化”，而只注重产业升级以满足少数高收入人群的需求，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错误。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目前，关于宏观运行状态的最大争论是持续了四年的经济增长下滑趋势，尤其是去年以来的大幅下滑，无论是正常还是异常。

下降的增长率应该出现在“后工业化”阶段

经济增长的下降趋势是正常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下降趋势是动力转换和结构升级，这是增长率变动带来的正常变化。由于中国人均收入超过7000美元，9%以上的高增长率持续了30多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当高速增长期结束时，没有必要担心经济放缓会导致宏观风险，而不是危机，但当经济下滑到一定水平时，这种风险自然会停止。经济下滑的底部应该在7%左右，这是一个中速增长水平。当前经济持续低迷是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正常过渡。上述理解可以称为“中速增长理论”。

作者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下降趋势正走向生产过剩的危机，并写了许多文章驳斥“中速增长理论”。工业发展理论表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使用最多要素、提供最多产出的部门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包括三大产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有规律地转变。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在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从轻工业提高到了重化工业，而且提高最为显著。只有在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主导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才会降低。

美国著名学者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在他的名著《大趋势》(Megatrends)中说，1956年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那一年，美国的“白领”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人数。也就是说，服务业的就业超过了农业和工业，这是美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标志。今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2500美元。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美国仍然保持着大约5%的高增长率。美国经济“高增长率”为5%的原因是，在1956年之前持续了30年的美国工业化中后期，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3.6%，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才逐渐过渡到今天的3%左右的长期平均增长率。70年代以后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80年代以后的“亚洲四小龙”也相继完成了工业化，也出现了服务业就业比重超过物质工业就业比重，经济增长率相应下降的局面。当这些经济体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时，它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3000美元。

“中速增长理论”有什么错

作者不同意所谓的“中速增长理论”有四个原因。

首先，先前的分析表明，发展阶段的转变确实会带来增长率的变化，但这种转变有所减缓，这种减缓只发生在从工业主导型增长到服务主导型增长的特殊阶段。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完成了吗？由于中国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今天农村地区的登记人口仍高达8.9亿，虽然统计的城市人口高达7.5亿，其中3亿常住人口是农民，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亿。然而，今天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高达三倍，这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2014年农民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元，但去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6548元，这还不包括自新千年以来增长了60%的农村物价指数，按目前的汇率计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刚刚超过1000美元，这是新千年开始时城市居民的水平。进入新千年后的13年里，中国经济进入了每年10%的高速增长期，这才初步解决了4.5亿城市人口的生活现代化问题。如果中国的主要人口仍处于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水平，未来将有大约8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中国经济如何才能结束其快速增长期？产能过剩现在指的是总人口不到5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以顺差最明显的钢铁工业为例，虽然去年钢铁产量超过8亿吨，但人均才刚刚超过600公斤，而发达国家只有在人均生产能力为1吨时才实现工业化。因此，“中速增长理论”的隐含前提是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这与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严重不符。

第二，有人会说，美国进入了服务业带动增长阶段，人均收入达到2500美元，欧洲和日本达到3000美元左右。那时中国已经超过7000美元，是日本和欧洲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倍。为什么工业化还没有完成？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目前70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按照美元的现价计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70年间，美国的通胀率每年超过3%，即美元平均每10年贬值30%。因此，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更重要的是，尽管存在复杂的通货膨胀因素，我们只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例，因为当发达国家正在向服务主导增长时代转变时，服务业的就业比例总是超过物质生产部门的比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发生在2011年，当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为35.7%，2013年仅上升至38.5%。根据过去两年的趋势，2014年可能会超过40%。这种就业结构并不能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完成期。

第三，如果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正常过渡时期，经济指标的变化也应该处于正常状态，就像人们正从中年向老年过渡一样。如果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人们不应该感到明显的不适。然而，在过去的四年中，经济增长率下降了，特别是在去年第四季度，但它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疾病”，如企业利润严重下降，铁路货运量急剧下降，生产者价格指数显著下降，m1增长显著放缓，发电量的历史低点，以及产能利用率持续急剧下降。这些指标都不能证明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正常变化范畴，但明显显示出生产过剩的特征。

第四，还有另一种解释，叫做“旧力已尽，新力未生”，这意味着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升级时期，消费需求相对于原有供给结构已经消失，但新的消费由于一个时期的产业升级而无法满足，因此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在这一特定时期将会放缓。乍一看，这个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它禁不住被驳倒。发展经济学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均收入增加的结果，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技术复杂程度更高的产品的消费需求。在中国，最显著的例子是，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家用耐用消费品从100元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到1000元的家用电器，甚至在新世纪(报价002280，咨询)，到超过1万元的住房和汽车。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有8亿农村人口，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上，他们的消费还停留在1000元的单一阶段，远没有进入10000元、100000元甚至100万元的阶段。以家用汽车为例。2013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数量为每100户26户，但即使在广东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的农村省份，每100户农村居民的数量也不超过10户。事实上，当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经济体完成工业化时，家用汽车普及率已经超过50%。从这个水平来看，即使是今天的中国城市居民也不能说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消费水平足以带动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

很明显，“旧力量已经用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消费仍远未达到现代化水平时，认为中国传统产业已经严重过剩并需要“去生产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错误，也是一个决策错误。专注于满足少数高收入人群消费需求所需的产业升级不仅是经济上的错误，因为这种产业升级并不代表中国主要人口的利益。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中速增长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没有这些误解，就不会有结构调整的主动权，经济增长也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