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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某银行梨园支行。2009年9月和10月,李志勇通过账户经理潘晓祥从东风汽车公司转账1亿元。

李志勇与6名银行工作人员勾结,伪造金融票证,私刻用户印章,挪用存款,共犯罪13起,涉及10个单位

经过例行的年终对账,东风汽车公司发现1亿元的存款“不见了”。警方调查发现,原来的资金被一名与银行员工串通的外部员工挪用。武汉有不止一个类似的案例。

证券公司客户经理勾结6家银行职员骗走企业6亿存款

今年1月8日至9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武汉公开审理了金融“鸟巢案”。在这次二审中,李志勇等人挪用企业银行存款共计6.3亿余元。

李志勇曾是武汉证券公司的账户经理。2003年至2009年,他以高额利益费为诱饵,将存款单位资金引至其指定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串通,通过伪造金融票证、私自刻制存款单位银行预留印鉴等手段挪用资金,共犯罪1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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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勇与银行工作人员串通,涉及6家银行,包括中国建设银行(报价、询价)、中信银行(报价、询价)、中国工商银行(报价、询价)、广发银行和华夏银行(报价、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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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此案的审理,李志勇背后的利益链条也浮出水面。

1亿元改为164.20元

东风汽车公司的1亿元存款被转移走,暴露了李志勇与银行工作人员串通挪用存款的案件

例行的年终对账使东风汽车公司发现1亿元的保证金不见了。

2010年2月1日,东风汽车公司财务人员在与中信银行武汉梨园支行(以下简称“中信梨园支行”)对账时被告知,公司持有的1亿元存款单是虚假的,公司在该支行的账户金额仅为164.20元。第二天,东风公司向武汉市公安局经济调查大队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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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挪用公款案,资金流入了李志勇等人的账户。

东风公司在银行的存款怎么能私自拿走?

警方调查发现,李志勇与中信利源支行账户经理潘晓祥串通,获取了东风公司的全套开户资料,并私刻了东风公司的印章。2009年9月和10月,李志勇两次安排员工将东风汽车公司在中信银行梨园支行的1亿元存款,以东风汽车公司社保中心的公章和授权委托书进行转账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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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勇还通过潘小祥取得了中信利源支行的印章,伪造了虚假的开户资料和存款收据,并通过银行工作人员交给了东风汽车公司。

潘小祥从李志勇获得了45万元的福利金。

在本案中,东风汽车公司将资金存入中信利源支行并被李志勇锁定并非偶然。急需用钱的李志勇找到了房地产规划代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枫,而刘枫也是一个“中间人”,可以帮他找到一个拥有大量现金的“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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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枫的介绍下,东风汽车公司社会保险中心计财科科长黄杰将公司1亿元资金存入中信利源支行,东风汽车公司收取0.5%的溢息(即银行承诺给储户高于国家利率的利息用于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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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检察机关的进一步调查,挪用公款的“窝案”已经浮出水面好几年了。在这十个案例中,由李志勇、存款经纪人、存款人和银行职员组成的利益链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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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

由于公司的资金缺口,李志勇决定挪用存款,并且是一系列案件的主谋

在一系列案例中,李志勇是幕后的“交易员”,控制着各个环节的协调。

该判决显示,2006年,由于收购新公司和投资新项目,李志勇名下的公司出现了较大的资本缺口。

为了还钱和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在别人的介绍下,李志勇决定挪用其他单位的银行存款。

2007年7月,李志勇会见了万达(微博)实业投资公司的老板田镛。田镛称,他与红山区拆迁办主任杨永刚关系良好,能够说服红山区拆迁办向银行引入1亿元资金用于长期储存。但是钱取出后,田镛也将使用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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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勇交待说,为了从银行取钱,他找到了湖北建设银行尧兴支行的账户经理潘振坤,他们设计了一套行动方案:潘振坤去红山区拆迁办开户,红山区拆迁办开户时,预留了银行印鉴,伪造了银行印鉴,然后换成了真印鉴。李志勇和田镛可以用真印章挪用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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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进行得很顺利。2007年8月初,潘振坤等人伪造并更换了印章。8月中旬和12月,田镛两次将武汉建设银行姚兴支行洪山区拆迁办的1亿资金划转给李志勇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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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田镛与拆迁办公室领导的关系,洪山区拆迁办公室不会来银行取钱。李志勇安排潘振坤每个月到红山区拆迁办拿一份假声明。

截至2010年1月,两年多来,红山区拆迁办未发现政府拆迁补偿专项资金1亿元保证金被李志勇非法转出和挪用。直到2014年6月,该案二审判决显示,红山区拆迁办的1亿元尚未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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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判决,本案发生后,李志勇利用类似手段挪用了许多公司和单位的存款,即找有资金的存款单位在指定的银行存款,对方配合不查账,在一定时间内不动用账户中的资金,然后与银行工作人员串通,将对方单位在银行预留的印鉴卡进行调换。 然后用假印鉴把钱转到银行里自己用,并做了假存款证明付给存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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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李志勇挪用资金进行股票交易和操作。但是很快,因为他不能及时偿还挪用的资金,他开始拆除东墙来弥补西墙。

一审中,李志勇因挪用公款、挪用资金、骗取贷款和行贿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5万元。

经纪人

中间商有关系,知道资金供求信息,牵线搭桥,获得高额代理费

在挪用公款的利益链中,中间人首先扮演引入资源和关系的角色。

挪用存款不会被发现。除了制作各种虚假文件外,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存款单位在一定时间内不得取款或转账。这通常需要储户的合作。一方面,中间商掌握许多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个人关系使储户做出这种承诺。每次他们成功引入存款,他们都会从李志勇获得大量“中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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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红山区拆迁办1亿元资金的田镛是中间人。另外,在挪用东风汽车公司1亿元存款时,刘枫作为中间人,介绍东风汽车公司财务总监黄杰到指定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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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挪用存款被曝光时,中间商也能为李志勇起到缓冲作用。

李志勇、田镛挪用洪山区拆迁办1亿元资金后,2010年1月,洪山区拆迁办会计向敏收到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的银行对账单,发现武汉建设银行姚兴支行仅有1万元资金。前两年,耀星支行发出的报表没有任何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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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审判决,洪山区拆迁办财务人员发现了中间人田镛,田镛一直在拆迁办与耀星支行之间徘徊,洪山区拆迁办从未报案。

田镛不仅帮助李志勇提取存款,还帮助江夏农村商业银行从洪山区拆迁办提取了1亿元存款。

武汉农业银行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在武汉有有很多中介在玩基金。他们在当地有很深的联系,了解各方面的资金供求信息,匹配他们,并获得很高的代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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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中,刘枫因挪用公款和贿赂非国家工作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3万元。

银行员工的合谋

银行职员通过私印公章和银行印章来转移存款

2006年10月,李志勇来到中国工商银行香港路支行,要求其工作人员到吴健付强公司领取支票。收到支票时,虽然李志勇提供了吴健付强公司的印章,但未能通过工行的电子印章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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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香港路支行副行长萧炎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要求工行员工“手动检查”。支票通过后,李志勇拿到了支票,并把1000万元转到了他公司的账户上。

根据一审判决,这是李志勇第一次挪用其他公司的银行存款。在挪用之前,他首先解决了银行的内部关系。

2006年9月,李志勇第一次找到中国工商银行香港路支行营业室副主任萧炎,讨论非法转移资金的方法,并要求他提供操作上的便利。萧炎同意了。随后,萧炎将银行存款企业预留的客户印鉴复印件私自提供给李志伪造私人印鉴,并帮助李志勇将存款企业的1000万元存款全部用私人印鉴转入其公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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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志平对李志勇一案进行了分析,称该案有20多个执行细节,如果有任何细节存在瑕疵,该罪就不会成功。然而,银行人员非法操作和转移资金是整个链条中的关键环节。一审判决显示,李志勇主要通过拉拢和腐蚀银行职员相互勾结。采取私人刻制存款单位公章和银行印鉴、更换客户银行印鉴卡、使用伪造的转账支票转移存款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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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显示,李志勇一案涉及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宇星支行、解放公园路支行、江岸支行永清支行;广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江汉支行;中国银行(报价、咨询)(4.89、0.44、9.89%)汉阳支行;华夏银行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桥口支行和香港路支行共有6家银行和9家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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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人

单位财务负责人或单位领导将存款存入指定银行,获得高额回报

在利息链中,储户是受害者,他们的存款被转移走了。最后,三个单位的存款没有全部收回,总计超过1.7亿元。其中,洪山区拆迁办存款1亿元,保利公司存款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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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单位和公司被李志勇一次又一次地套在“局”里?这与单位财务负责人或单位领导有关。

根据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2009年初,李志勇通过中介发现保利博高华(武汉)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戴小勇为了提取存款,并承诺支付利益。

2月至3月,保利公司向武汉建设银行解放公园路支行转账1.1亿元,由李志勇转账。戴小勇收到了650万元的福利费。

一审判决显示保利公司财务人员多次发现账户异常并向戴小勇报告。戴小勇多次压制员工的疑虑,因为他收到了福利费。

在东风汽车公司挪用存款一案中,黄杰坦承,当中间人发现她拟存入东风公司的存款时,黄杰考虑到之前在保利公司的存款,收取了李志勇受益费,担心事件会暴露,所以同意帮助存入1亿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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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判决还表明,李志勇一再挪用新的存款,并修建了西墙,以防止发现挪用存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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