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速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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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走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半路程，但在下半年，风险依然存在。未来几年，中国应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

●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将达到6.7%，这是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坚实基础。

●预计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中国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从而成功实现最大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壮举。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近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尽管它不太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它仍面临更多挑战。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借鉴亚洲和拉美国家的经验，确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和策略。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需要及时重新评估和调整发展战略，科学合理制定发展政策，审慎应对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风险。

借鉴国际经验

高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水平时，由于无法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的增长势头逐渐枯竭，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在不同时期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考察他们的发展经验，特别是二战后赶超的经济体，可以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借鉴。

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一直被视为赶超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不考虑价格和汇率变化等因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了大约18-20年才从1000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以上。在此期间，这些经济体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3%-14.9%。

上述经济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发展经验主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及时转变发展战略，坚持外向型经济。二是落实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三，重视科技教育，培育经济增长动力。第四，注重社会公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从经济增长的轨迹来看，大多数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未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飞跃。虽然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目前都已成为高收入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以上，经历了35年多的漫长过程。因此，拉美国家一直被视为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高认为，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拉美国家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导致国内企业在政府保护下效率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无法获得出口优势，危及经济持续增长。依赖投资和低成本劳动力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二，投资和消费结构不平衡。第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第四，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

俄罗斯、匈牙利等前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资源不匹配、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高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长期实行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和社会转型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中国面临的挑战

回到中国的问题。高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1年超过1000美元，2014年超过7000美元，未来几年将继续向高收入阶段发展，但也面临经济增长势头、居民收入分配和资源环境约束等压力。

首先，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在消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包括:“人口红利”正在下降，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可避免地开始减少，16-59岁的劳动力在2012-2014年分别减少了345万、244万和371万，未来还可能继续减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近10年来农民工数量从2000年的7849万人迅速增加到2013年的1.66亿人，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日益减少。随着工人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中国每10万人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将超过1万人，受过高中和中专教育的人数将超过1.5万人。他们就业所需的劳动报酬将继续增加，随着各地最低工资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可能会继续上升。

增加投资越来越困难，依赖出口的格局难以维持。中国国内投资的出口导向特征明显，大规模出口导致巨额顺差，内外经济日益失衡，中国面临更大的国际收支压力。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有待提高。虽然近年来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增强，但重大科学发现和产业核心技术相对较少。与此同时，我国创新资源重复分配、使用效率低下、共享不足，企业创新动力和活力不足，创新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其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高说，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经济发展因素和体制改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与低收入群体相比，中高收入群体的比例逐渐扩大，这加速了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向“金字塔型”的演变。“金字塔”收入分配模式并不理想，它对应的是较大的收入差距，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橄榄型模式大相径庭。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然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第三，资源、能源、环境不堪重负，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为能源、矿产等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不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

交叉路径选择

面对挑战，高提出了三条路径。他说，自200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半路程，但在下半年，风险依然存在。未来几年，中国应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他表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转变模式、调整结构的任务迫在眉睫。从“出口+投资”到消费拉动内需，这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确保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将达到6.7%，这是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坚实基础。

据测算，如果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00美元，2014年至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美元增长率将达到7.3%；到2023年，如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美元增长率要求达到5.8%。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利以及价格和汇率可能发生的变化，预计中国将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从而成功实现最大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壮举。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包括需求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保持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高说，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是中国的“收入翻一番计划”。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有适度的利润，以保证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据统计，2001年至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9.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6.7%，均高于未来7年实现收入翻番计划所需的增长率。根据十二五规划，从2011年到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以上。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一系列富民政策措施的切实实施，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将在7%左右，中国的“收入翻番计划”也将全面实现。

第三，坚持共同富裕道路，形成理想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这必须建立在不断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并通过长期调整分配制度和政策逐步实现。高说，只有经济发展到高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有可能超过12000美元，否则就没有实现的基础。此外，与2010年的实际比例相比，最低收入阶层和较低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应大幅降低，而中等收入阶层、较高收入阶层和最高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应与2010年的实际比例相比大幅提高，以培养大量中等收入阶层或中国的“中产阶级”。

实现跨越的策略

高说，展望未来，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但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需要及时重新评估和调整发展战略，科学合理地制定发展政策，认真应对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风险，在深化改革、转型升级、改善分配、共享成果等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深化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取消和下放审批权限，政府逐渐退出了对微观实体经济的干预，将政府工作的重点从直接指导经济建设转向真正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和保障机制，放宽部分行业的准入门槛，鼓励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参与重点领域建设。同时，根据权力与支出相适应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合理划分政府间的权力与支出，充分利用中央对地方的激励机制。

第二，加快转型升级，培育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高表示，对于传统产业来说，要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用支持、控制、保护和压力，不断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培育和拓展新产品、新业态，建立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机制，加快发展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同时推进“新四个现代化”，通过城镇化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均衡增长。要抓住世界新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加快“宽带中国”和“智慧中国”建设，加快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整合通信、能源、交通三大网络，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梯度发展，形成投资和消费更加均衡、拉动增长的新动力。

三是合理有序布局，逐步形成橄榄型布局格局。要合理分配国民收入: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改善”，必须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居民和企业负担；建立企业职工正常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及时适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第四，我们应该改善社会保障，实现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要继续加大投入，扩大覆盖面和覆盖面；二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