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善于加减 经济升级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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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记者李光金实习生张可

随着两会在广东省召开，广东经济走向何方，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极已成为热门话题。在2月9日上午召开的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广东省省长朱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

面对国内外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广东要实现经济升级，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布局和突破？《时代周刊》记者就广东自贸区、珠江三角洲、广东东西部均衡发展等问题，采访了广东省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王炼、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周。

广东保税区应发挥其地理优势

《时代周刊》:广东保税区已经获批一段时间了，但是相应的实施机制还没有出台。与上海、天津、福建相比，广东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王炼:与国际投资和外汇管理更加开放的上海和重点培育产业的天津、福建相比，广东自贸区最引人注目的政策是产业金融和国际金融的结合。横琴将放开跨境银行融资措施，南沙具有半国际化、半产业化的金融特征，有利于为珠江三角洲轻经济提供新的经济发展平台。前海经济特区与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直接相连，此举是为了防止该地区在国际金融方面变得被动。

周·:广东要充分利用的机遇，首先要避免各地分而治之的局面，同时要抓紧建立专门针对区管委会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咨询机构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桥梁的作用，大力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我们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将政府的决策权、行政权和监督权分开，降低行政级别，探索扁平化管理。

江林:我认为广东自贸区应该发挥以下四个优势:一是充分利用港澳依托的广东自贸区优势，争取与港澳产业深度融合；第二，要充分利用珠三角地区的地理优势、巨大的制造业基础和中小企业的众多优势，将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产品和服务与中小企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三是把外向型经济与挖掘内生经济的潜在需求联系起来，发挥“双冠军”优势；第四，要充分发挥开放理念、对市场高度敏感、善于创新的优势，将这一优势融入到系统设计和创新中。

鼓励资金和人才向粤东和粤西流动

《时代周刊》:广东经济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虽然从产业转移和对口支援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总量上仍有很大差距。如何进一步缩小差距？是否有必要调整现有机制？

周::目前，我们还需要一个区域合作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并全面实施“广东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为加强对口支援，应鼓励珠三角企业在粤东、粤西投资办厂，鼓励珠三角开发区和粤东、粤西开发区联合建设工业园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江苏“五党联动”的做法。在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的过程中，要坚持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多元化投资，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最后，要制定人才计划，鼓励和引导全国和全省各类优秀人才流向广东东部和西部地区。

江林: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同时，广东也在结合本地实际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并在东莞等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广东地方政府不妨适应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力建设一些卫星城市，努力建设地铁等轨道交通设施，通过这些众多的卫星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这样，就有可能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王炼:粤东、粤西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差距不可避免地会扩大。一个经济第一次蓬勃发展的高经济增长中心可以从方圆辐射200-500公里，这使得在该地区形成高经济增长区变得困难。然而，也有必要对广东东部和西部实施平衡战略。具体来说，要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在这些地区培育山地和绿色生态产业，重点发展中端服务业。

建立重大项目投资决策机制

时代周刊:广东在过去的两年里非常重视大规模的项目投资。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大型项目投资的作用是什么，如何避免盲目引进大型项目的倾向？

周:大型项目投资容易挤压民间投资，占用大量贷款资金，使需要正常周转的企业无法周转。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应该是缩小投资规模，扩大消费比重。现在，我们有必要出台重大项目管理措施和配套实施细则来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同时，要建立和完善民主、科学、社会化、透明的重大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引入日常公共决策咨询机制和全过程监督问责机制。

江林:重大项目投资的作用是在稳定增长、避免经济起伏对当地就业的影响以及确保地方税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经济效益下的大项目也是地方负担。为了避免这种影响，一方面，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消除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评估地方官员政绩的做法；第二，通过税收改革，如消费税改革，消费税改为在最终零售或批发环节征收，刺激消费和提高税收的激励措施是为了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商业环境。

王莲:只关注大项目和好项目的想法有一些问题。就广东省而言，现阶段引进的资金已开始少于外商投资，广东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现阶段，要找到经济发展的着力点，首先要关注人才和创新要素，用项目来承载人才的创新功能，而不是陷入项目创新的误区。

完善创新机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时代周刊:近年来，广东省出台了许多提升制造业的措施，但整体的低工业水平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只是时间问题，还是相关机制没有调整到位？

王莲:就中国的制造业经济规模而言，我们两年前就超过了美国。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服务业的规模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我国在高技术和新技术的竞争中不如美国，我国制造业大部分处于中低技术水平，因此可以说有很大的转变。然而，这一痛苦的转型时期至少需要10年和8年，而对广东来说，完成这一转型时期至少需要2020年。

周::这不仅是时间问题，也是相关机制没有调整到位的问题。近年来，广东通过转型升级，一些传统产业的产能明显受到抑制，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仍需要一个过程。同时，相关机制尚未调整到位，科研投入机制和科技创新质量效益提升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产业与科技发展的联动机制不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也有待完善。

江林:在加工制造业升级困难的情况下，广东必须做加法，即大力发展具有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来稀释加工制造业的比重。这就要求广东在政府治理、融资机制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

时代周刊:中央政府多次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广东也提出“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客观来说，广东与国内部分省市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广东基础研究实力相对薄弱，主要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在省委全体会议上，也明确提到“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基于此，广东该如何走出创新困境？

王炼:实施创新驱动，关键是建立创新机制。政府应特别关注最具创新性的小型企业。同时，为了推动创新，有必要在工业层面促进创业精神。中国的人均企业数量是1/80，而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均企业数量可以达到1/20。这与我国强调劳动力资源的资源禀赋有关，但也与我国政策的不完善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想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跟上(欧美国家)。

江林:缺乏创新是广东的普遍现象。创新、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广东的问题在于，政府、企业经营者和收取地租的当地人缺乏创新的动力。我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机制，通过创新和创造实现致富的良性循环。这样，包括风险投资基金在内的财富将在广东积累，进一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

周:我认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保护知识产权是一方面，应该加大对公共技术平台的投入——这一重要的公共服务往往被政府忽视。毕竟，指望大多数处于制造业价值链低端、产品附加值极其有限、运营非常困难的企业在技术创新和转型方面投入巨资几乎是不现实的。

政府应该帮助私营企业融资和减轻负担

《时代周刊》:广东的民营经济非常发达，但许多民营企业也面临着before/きだよ 0。除了受当前经济环境的影响，民营企业自身还有哪些问题？政府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江林: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对民营企业的误解，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民营企业改变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从根本上为民营企业减税减负，为民营企业提供科技和人才方面的信息和支持。

周:“多、小、散”是广东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民营企业的组织模式来看，广东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管理模式。随着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专制集权的倾向将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面对盛行的家族企业模式，政策制定者应完善现代产权制度，鼓励产权流动，实现从家族企业向现代公司企业的演进。

王莲:珠江三角洲的小企业是中国最活跃的。小微企业太多了，每30个人就能实现一个企业。然而，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至于政府能做什么，我有三个建议:第一，建立一个劳动风险基金；二是利用风险资本补贴中小企业购买知识机构的咨询服务；第三，注重从中小企业中培育高科技企业，硅谷就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