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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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许可审批”相比，“非行政许可审批”由于增加了“非”一词，从一开始就规避了《行政许可法》的约束，成为一些取消和分散的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方便之所”和“藏身之所”。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的目的是切断一些政府部门绕过法律延伸的“看不见的手”，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真正盘活市场。

简政放权是当前中央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过去两年来，改革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其中，规范和改进审批行为，解决“多审批”和“审批难”的问题，已成为政府在操作层面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出发点。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要衡量权力下放的成效，我们不仅要看有多少项目被取消和下放，更重要的是，要看政府的职能角色是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经过多轮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党官”、“官印”、“旅行”、“长征”等乱象依然存在，“银坝子”之所以长期成为阻碍创新发展的“拦路虎”。影响干部创业的“痛点”和市场监管的“盲点”，除了利益驱动的寻租保留外，一些地方和部门“分批管理”，将审批作为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甚至作为社会和企业“擦亮存在感”的工具，缺乏服务意识和监管能力。

以最近引起热烈讨论的各种“绝妙证据”为例，这种行政管理手段不仅不从被服务人的角度出发，高效、便捷地思考和实施行政行为，而且要求被服务人在提供某种服务之前提供各种证据。显然，相关部门提供这些“证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消除他们自己的信息筛选和验证义务，并避免他们在事件中和之后可能承担的责任风险。

“非行政审批”是这种服务意识和监管能力缺失的典型表现。一些媒体报道指出，非行政审批项目混乱，群众反映问题较多，主要集中在政府财政优惠待遇(如使用政府资金、减税免税、进入政府工业园区等)上。)和授予荣誉称号等审批事项，而这些审批事项通常被一些与相关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所控制,“两个政府”的阴影正在逼近。

事实上，一些地方和部门反复扯皮，推进审批事项的积极性不强。最常被提及的拒绝理由之一是:“谁应对事故负责”。特别是《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为确保不发生”，一些不可依赖的行政审批项目“体现”为非行政审批项目并继续存在；在取消和下放过程中，一些非行政审批项目通过“加减乘除”的技术处理得以保留，或者在审批流程更名后，由一些协会和中介组织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大大降低了改革的效果。

与此同时，在非行政审批项目被完全取消后，许多真正“被切断”的部门感到不舒服，害怕“因害怕事故”而不敢决策和承担责任。例如，一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基层部门可以执行的事项，有必要提到的是，该单位的决策层应该另设董事会，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发挥。

这正是因为以权力干预为中心的旧管理习惯没有改变，以服务和效率为基础的新管理方法没有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行政职能的改革需要较少的事先批准，而不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责任。相反，透过事后监管机制的建立，政府必须学会更多元化和更有效的管理，其责任只会更重。

事实上，政府的管理是为社会个人和企业法人提供公共产品。审批不是为了“立分牌”显示权力的存在，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绿色通道”，造福人民，造福经济。从服务目标的角度将“服务”基因注入管理，应该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原则。

同时，彻底取消非行政审批项目的目的是划定政府权力的界限，而不是发挥“模糊权力”，进而创造有序审批、阳光审批、效率审批，这将进一步考验政府在依法行政背景下的责任和主动性，从而真正为激发市场活力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