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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长期关注人口与劳动经济领域,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包括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和收入分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他看来,一个经济体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四个步骤,而前两个步骤对于该经济体最终落入或成功跨越陷阱非常重要。他认为,如果中国想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应该加快所有重大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通过获得改革红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然后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的四个步骤
《中国商报》:关于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有多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你有什么看法?
蔡?没有办法量化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有多大。然而,这个话题是针对中国的,值得讨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其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没有跨过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门槛。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4000至12000美元之间,这是中高收入阶段。有些人用相对收入距离来衡量中等收入。如果美国是100,它可以达到55%,即使它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在美国,25%到55%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目前,中国的份额可能只有20%左右,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对中国来说,问题很简单,它能否保持应有的增长率。我们不想在2012年之前回到两位数的增长水平,但我们也不想在短时间内“回到”世界平均水平,即3%左右。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穿越时间会大大推迟,这将增加不穿越的风险。

《每日邮报》:你认为在中国应对可能的风险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蔡?:中等收入陷阱是没有增长。我认为所有的对策都集中在现阶段能否保持合理的增长率上。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我将中等收入陷阱归纳为四个步骤。如果我们采取这四个步骤,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步是在长期经济增长后放缓。大量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即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将从高速下降到低速。
对中国来说,经济放缓的原因很简单,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因素已经消失,而另一些因素已经减弱。过去,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人口红利。目前,人口趋势已经改变。2010年后,工作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也将在一两年内出现负增长。这种变化的第一个结果是劳动力供应短缺和工资上涨。根据最新的比较,中国主要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仅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我们没有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劳动力短缺之后,资本回报率也会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回报率递减。这种现象近年来非常突出。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缓了。从2005年到2010年,农民工数量每年增长4%。去年,农民工数量仅增长了1.3%,今年第一季度为负。

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缓,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放缓。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前的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6%。如果你仅仅依靠这些增长因素,在未来五年内,这一比例将降至6.2%,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二步,面对经济放缓,要正确判断原因,形成正确的对策,赢得新的增长源,减缓过快,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如果判断是错误的,政策是错误的,而且规模足够大,减速将变成停滞。日本1990年后接近零的增长是由判断和政策失误造成的。

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源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策是寻找新的增长源泉,即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和生产力驱动的转变。归根结底,它是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以需要做很多事情。例如,通过改革,我们可以提高竞争程度,减少垄断,提高效率,促进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有了这些改革,潜在增长率可以直接提高。

然而,如果我们判断需求不足会导致减速,我们将忽略这些可能增加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并考虑刺激需求。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尽管刺激目标是实体经济,但其比较优势下降,发行的货币无法触及实体经济。即使有些人到达,费用也很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经常会落后,那么钱最终会流向哪里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你直接进入非实体经济,比如股票市场。

这就产生了潜在的泡沫。泡沫破裂后,经济停滞不前。这是最容易犯的错误。只有正确判断当前经济放缓的原因,对策才会有效。对中国来说,就是通过改革来提高潜在的增长水平。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我们两者都做了,一些刺激措施也促进了一些领域的改革。

第三步,当经济增长停滞时,这意味着蛋糕是固定的,不再大。在蛋糕快速增长期间,收入分配可能会不平等,因为当富人获得更大份额时,穷人的收入也在增加。当蛋糕不生长时,只有子蛋糕。当一些人得到更多时,其他人会得到更少。这时,收入分配将恶化,这将引起社会问题。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有权发言和谈判并实际获得更多股份的人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可以让他们拒绝任何改革,并改变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

第四步,当社会和经济体系僵化、固化并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所俘获时,它就真的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能逆转、改变和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陷阱。

这四个步骤时不时地开始,并在空.共存中国的收入分配没有恶化这么多,因为我们的蛋糕还在增长,体制改革也在进行。然而,收入不公平的问题也存在,也有既得利益者对改革持否定态度,甚至阻碍改革。因此,最重要的是从第一步到第二步堵住中等收入陷阱,并正确判断和采取相应的对策。要突破既得利益的束缚,改革需要政治勇气和智慧。

户籍改革需要成本分担和分红
每日新闻:你已经非常清楚地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四个步骤。至于经济放缓的原因,你也可以做出判断,是增长势头而非需求出了问题。就具体的改革而言,你认为哪个方面最关键?

蔡?关键是通过改革消除过去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力提高的制度因素。具体来说,有几项重要改革需要大力推进,如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短缺的原因之一是农民工不能留在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还可以继续保持劳动力的转移,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与此同时,当这个群体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和培训,以脚踏实地的方式,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此外,它们也是巨大的新的消费需求来源。

日报:从过去两年的进展来看,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经济落后的省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而许多省份和大城市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蔡?户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决策权在中央政府,但归根到底需要地方政府的推动。现在它已经无法推进,或者激励措施不相容,而且成本分担机制还没有实施。我们的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货币和白银红利,即增加潜在增长率。但这种好处是为整个国家,而地方政府是真正的成本支付者,但它不是唯一的受益者,甚至不是主要的受益者。这自然会导致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建议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将推进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和转移支付结合起来。下一步是确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真正实行这种成本分担和分红制,这可以大大提高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

另一个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至少可以弥补人力资本增长的缓慢。
教育投资应该考虑收益。与其给大城市的孩子锦上添花,不如给农村地区的孩子提供帮助。让农村地区的孩子多接受几年的教育,这将是非常有效的,并将在未来获得巨大的社会回报。

提高对保护工人的社会支持
每日新闻:当经济增长放缓时,这真的是对切蛋糕的智慧的一个巨大考验。近年来,工资增长一直快于gdp增长。现在面对经济低迷,有些人认为工资不应该增长得这么快。你的意见是什么?

蔡?首先,加薪是一件好事。当前工资的快速增长也是对长期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种补偿。薪酬是必要的,但必须明确的是,薪酬的根本来源在于经济增长和蛋糕的扩大。如果补偿的速度损害了蛋糕,就应该重新调整,并考虑其可持续性。

每日新闻:实际上,工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以及工人和企业的利益之间是平衡的。如何找到这种平衡?政府还是市场?
蔡?这个平衡点当然是由市场决定的。目前,这一平衡点并不特别理想,因为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实现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完善,没有完全覆盖。
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未来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竞争。没有竞争,我们就无法引领新常态,补贴也永远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未来的竞争将是激烈的,这意味着适者生存和创造力的破坏。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摧毁落后的生产能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旧的产业结构,但我们不能摧毁人和劳动者。因此,产业调整越是加剧,竞争越是激烈,社会政策的支持作用就越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保证底部,我们就不能安全而大胆地在适者中生存,这是相辅相成的。破产就是破产,职位是可以被淘汰的,人是不能一个一个被淘汰的。保护工作损害效率,而不保护人民则损害社会。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合同法,是一种保护人民底层的制度体系。公共政策应该主要做这些事情。
标题: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初绕开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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