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通缩需综合工具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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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偏低，引发了宏观经济可能全面陷入通缩的担忧。考虑到中国的价格形势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更受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猪周期下行等因素的影响，与消化“三相叠加”密切相关，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阶段性运行特征，因此应采用综合工具进行治理。然而，仅仅依靠过去增加投资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旧方法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2014年，全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远低于去年初设定的3.5%的通胀上限，并创下近五年来的新低。今年1月，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奶农“倒奶杀牛”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下降更多地是由结构性因素驱动的。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导致全球替代石油的生物燃料需求萎缩，削弱了国际初级产品植物油的价格基础，进而影响国内油价。2014年，构成中国cpi的油脂价格同比下降4.9%。然而，由于猪肉周期的下行影响，2014年全国生猪年平均价格同比下降近12%，导致构成中国cpi的猪肉价格同比下降4.3%。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挤压公共资金和群体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消费价格的上涨。这些条件表明，当前消费价格的下降更多的是结构性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与社会总需求的萎缩并不密切相关，而是离货币总供给更远。

结构性通货紧缩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阶段性运行的一个特征。为了吸收“三相叠加”的不利因素，经济结构向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方向的调整正在加速，这必然导致局部地区价格持续下跌。特别是在制造业，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34个月下降。在外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消化过剩产能将导致未来工业品价格继续下跌的可能性。高债务杠杆率导致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需求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规模，进而导致经济收缩。2014年，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减少8598亿元。房价与合理价值过度偏离导致的估价调整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在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导致的经济收缩将不可避免，这进一步决定了结构性通缩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征。

结构性通缩需要全面的工具管理。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实施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引发通货膨胀，而是引发了消费价格上涨的持续下降，这表明货币政策宽松与反通缩之间的关系可能比想象的更加复杂。事实上，一些国家通缩风险的背景是持续过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受产业结构固化、金融机构行为和资本流动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资本配置结构存在问题，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相当一部分新增资本自动流向产能过剩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维持了僵尸企业的低效运行和房价的高运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因此，为了控制中国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结构性通货紧缩风险，依靠过去增加投资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旧方法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只有采取综合的工具和措施，加强各部门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培育和扩大新兴产业的规模，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激发民营企业家的激情，逐步形成新的增长势头，才能真正达到反通货紧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