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欧版QE均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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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翔

[如果不改善全球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无论是美国版还是欧洲版的量化宽松，作为一项货币政策，它都只是一个“银矛头”，活泼漂亮但毫无用处]

1月22日新年伊始，关于欧洲版量化宽松的各种市场猜测和悬念终于落地。在2008年危机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推出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后，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终于推出了自己的量化宽松政策:从今年3月起，欧洲债券资产的月购买量将增至600亿欧元，这将持续到2016年9月。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此举旨在通过释放更多流动性，缓解欧洲价格通缩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一段时间以来，欧洲版量化宽松的技术细节、它与美国版量化宽松的异同，以及它对空各种资本市场利益的影响，已经成为各界的热门话题。

然而，作者认为，无论是美国版还是欧洲版的量化宽松都没有触及全球经济困境的根源。事实上，从“伟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自里根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上台以来，全球经济逐渐进入了被拉里·萨默斯(现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称为“长期停滞”的时代。当然，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这在一开始并不明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一积累过程的全面爆发。六年过去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只持续了五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略有改善。然而，作者认为，除非采取重大改革措施，否则美国经济很难长期复苏。

那么，全球“停滞”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出路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凯恩斯开始，他是二战后的宏观经济学大师。大萧条迫使凯恩斯思考自由市场经济的缺点。凯恩斯在《通论》开篇就明确指出，自由市场经济的两个明显缺点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任意和不均衡的。”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有导致收入两极分化的自然趋势，而贫富差距是导致衰退和失业的定时炸弹，因此有必要运用政府权力来调节收入分配。原因是个人的平均消费倾向(即个人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而贫富差距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俗话说，穷人想花钱却没钱，而富人有钱却不怎么花钱(他们的储蓄占很大比例)。因此，财富和收入过度集中于后者必然导致私人消费需求不足。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规模取决于总需求，即私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购买。私人消费不足必然导致长期总需求不足，进而导致衰退、失业和通缩的压力。原因在于，首先，私人投资的动力在于消费需求，而消费萎缩就相当于从投资的最底层拿工资。其次，与消费不同，政府采购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在高水平。例如，海南居民每年可以无限期地购买1000亿元的蔬菜、水果或衣物，但海南政府不能无限期地每年修建1000亿元的公路和高速铁路。

因此，从一般理论来看，凯恩斯促进充分就业和防止衰退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实际上有两个层次:第一，它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和基本的制度安排，以调节收入分配和保证强劲的消费需求；其次，在市场波动和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它是一种短期、流动性和技术性的政策工具，通过扩张性货币或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和稳定市场预期，量化宽松属于这一水平。这两种政策工具处理不同的问题:前者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中固有的贫富两极分化倾向，后者是为了克服市场参与者心理波动的弊病，即所谓的“动物情感”。显然，如果消除前者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后者本身并不能保证长期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因此，量化宽松的作用非常有限。

二战后初期，由于受大萧条历史和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以及美苏对抗下国内劳资冲突的缓解，西方国家普遍出台了收入分配均等化措施。在初次收入分配方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劳资谈判和分享增长红利已经成为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第一道防线。在二次收入分配方面，西方国家普遍实行高累进所得税，并建立了巨额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制度。以美国为例。在1981年里根减税的前夕，美国最高的边际所得税率约为70%。这种基本水平的收入调整制度造就了二战后欧美国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强劲稳定的消费需求造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黄金时期。

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滞胀之后，凯恩斯的理论受到质疑(由于篇幅有限，原因无法详细解释)。大萧条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卷土重来，尤其是在英美国家，自由放任和市场至上的意识形态再次占据上风。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都使用强硬措施来打击工会和鼓励资本家。从那以后，工会逐渐衰落。与此同时，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环境下，资本家放弃了自己的工人，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低工资的工厂。结果，二战后，劳动分配的平衡被打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中产阶级逐渐消亡。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国家也以市场自由化的名义减税和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这大大削弱了二次收入分配的强度。

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进入了一个贫富严重分化的时代。例如，在美国，1978年至2011年间，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增长了725%，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增长了5.7%。1965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只有普通蓝领工人的32倍。1980年，这一比例是42倍，2012年，这一比例达到252倍。与此同时，财富迅速集中。根据最新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从2009年的44%增加到2014年的48%，预计2016年将超过50%。剩余的52%的全球财富大部分被剩余的19%的世界富人所拥有。而80%的人口仅拥有全球财富的5.5%。凯恩斯关于自由市场弊病的预测再次成真。

英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恩格尔伯特·斯托克哈默认为，收入两极分化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乃至此后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那么，如何理解2008年危机前全球经济的长期繁荣？他认为，在潜在的消费短缺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下，世界各国发展了两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暂时掩盖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同时也埋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祸根。

这两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斯托克哈默称之为“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以目前深陷欧洲债务危机的美国和南欧国家为代表，一些国家通过住宅部门(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借贷和消费维持人为的高国内消费需求。这种借贷和消费大多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实现，这与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市场投机密切相关，同时刺激了房地产建设的高投资。在2008年次贷危机前夕，美国居民的整体储蓄率几乎为零。事实上，富人仍有较高的储蓄，这意味着中低收入群体正在大举借贷和支出。

其次，斯托克哈默称之为“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以德国、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通过向前几个国家出口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在2008年之前形成了巨大的全球贸易失衡，包括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

显然，第一种模式将导致住宅部门的高债务，最终将面临清算(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5%以上)。同时，第二种模式也将面临“无皮无毛”的命运，因为它是“寄生”在第一种模式上的。简而言之，2008年前全球经济的虚假繁荣实际上是由前几个国家的穷人的借贷和消费支撑的。危机爆发后，借贷和消费机会不复存在，穷人不得不量入为出。随后，由贫富差距导致的全球总需求不足终于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停滞与常态”时代正式出现。

美国最近的经济复苏与居民部门在经历了六年的“去杠杆化”(即偿还债务)后恢复借贷和支出有很大关系。这样的经济复苏能持续很长时间吗？

总之，通过收入均等化措施稳定消费需求是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和基本内容。然而，支持富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故意忘记了凯恩斯的洞察力，只采用了技术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像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只谈论药物，却吃得不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全球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得到改善，无论是美国版还是欧洲版的量化宽松，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它都只是一颗“银弹”，活泼美丽却毫无用处。

(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